论证理论与实践的四个面向

第四，广义论证。论证是一定语境下某社会文化群体成员依据社会规范使用语篇进行的社会互动或话语序列，论证的过程具有语境敏感性、文化相对性与群众依赖性，因而，研究社会文化维度下的论证，需要相应的文化解释方法与论证研究程序。不同文化的论证结构的对比研究是一个重大课题，广义论证理论能覆盖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论证规则和结构，并作出相应的文化解释和提出有效的论证程序。鞠实儿教授指出：“这一方法力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生活中解决生活问题，这无疑是逻辑学研究视角的转换。”

如同西方哲学有其紧密相关的逻辑体系作为基础，于中国而言，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也应该充分认识中国论证理论在哲学发展过程中的根基作用。因此，我们要摒弃长久以来“以西释中”的做法，在充分吸收国外论证研究的普遍性价值的基础上，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论证理论的创新发展。较之逻辑学，论证理论具有更广的研究领域。时至今日，国内已经形成了一支以逻辑学为核心的优秀的跨学科研究队伍，先后承担了一批国家重大重点项目，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逐步在国际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形成了以论证为核心向“思维、语言、社会文化以及人工智能”辐射的研究态势。

总之，当下中外文明互学、互通与互鉴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与事实。无论是文明交流互鉴，还是发出中国声音、抑或构建自身话语体系，都是相互影响、彼此推动的整体。作为一种实践，也作为一种研究，论证与思维、语言、社会文化、人工智能皆深度关联并深层互动，无疑将对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用。

形式论辩有助于解决新一代人工智能所存在的可解释性差、伦理对齐困难、认知推理能力弱等瓶颈问题。有机结合形式论辩与现有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现有技术瓶颈，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利用机器学习所获得的因果关系，结合其他相关领域知识进行推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解释模型、把量化论辩理论与机器学习相结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促进法律论证发展，这些都是值得期待的重要研究方向。

第二，法律论证。对于一个健康的民主法治社会来说，任何社会决策与法律制定都需要理性的参与和促成。因此，当下的论证理论聚焦法律领域。一方面，从法律论证建模的角度出发，或探讨人工智能与法的发展，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已有的各种法律论证模型进行修改和批判，给出具体的完善方法。另一方面，从科学立法的视角进行论证研究，面向法律解释，探讨法律法条的清晰性与恰当性，以及论证法律体系如何保证一致性、完备性与可判定性，为推动法治理性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光明学术笔谈】

关联性思维根源于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自《易》始，“天生万物，地养万物”的万事万物同源、同构、互感的宇宙观，就为中国人在关联性思维的主导下思考自然、社会、政治等要素如何有机交融确立起理论出发点。基于“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宇宙观之影响，中国传统主张从观察宇宙、自然、社会所获取的感性经验材料中取“象”而“推”，即按照特征、规律等进行分类，并进行类比归纳式的说理、推论。这种论证方式就是推类。自先秦诸子以来，四书五经中的辩言证辞，均以推类的形式进行，即所谓“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相比于形式论证追求前提与结论之间形式关联的正确性，推类论证更关注论证方法的可行性与结论的说服力度。相较于基于相似性的类比论证，推类呈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主观性和伦理性，可以视其为一种弱类比。因此，按照形式逻辑的标准，基于关联性思维的推类论证有超越形式逻辑的一面，即起到“求治”“求善”的人文教化作用。

4.人工智能的面向

论证作为消解分歧、解决问题的一种理性社会互动方式，理应响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摒弃只为科学实证服务的偏见，更积极地深化和拓展论证研究的论域，展现论证研究的人文色彩，为社会的价值规范建设提供力量。基于论证的发生与其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度关联，论证研究展现出多领域、多文化群体间的理性差异。在社会文化维度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

3.社会文化的面向

21世纪是“人机物”高度融合的多元化时代，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不仅改变了当今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也给论证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挑战、带来了新机遇。如何要求基于逻辑的系统能够处理来自开放、动态、真实环境中的不完备、不确定和不一致的信息，同时在可计算性、动态性和可解释性方面具有良好性能？这些无疑是新一代人工智能需要克服的瓶颈问题，也是人工智能中的论证研究试图去努力的方向。

上一篇：考研人注意！近5年学硕考研国家线汇总，你的专
下一篇：清华北大北外互开百余门课程